生态批评兴起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环境危机的产物,晚于生态伦理,也是对人类中心论的批评。年约瑟夫·米克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中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主张批评文学应该探讨文学所揭示的文学与社会及自然之间的关系,“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要细致并真诚地审视文学对人类行为和自然环境所产生的影响。生态文学批评以生态整体观、现实观作为主要思想,将文学作为批评媒介,其主要目的在于挖掘和揭示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揭示人类思想、文化、生产、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模式等如何影响并决定人类对自然的索求无度。人类与自然之关系已成为各国各领域学者讨论的主要议题,因此无可厚非地衍生出许多的分支。法国学者F·奥波尼(Francoised’Eaubonne)于年在《女性·毁灭》一书中首先提出女性生态主义(Eco-feminism)的概念,认为女性是保护环境与地球的主要力量,并号召女性参与其中。

女性生态主义将父权制度压迫下的女性与人类控制下的自然相对比,并梳理出男性与女性、文明与自然、思想与身体、理性与冲动、理智与情感等一系列二元对立谱系。尽管女性生态主义对女性与自然的观念持有不同意见,但他们均认为女性与自然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并强烈反对父权社会中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反对二元对立的两性关系。生态女性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多罗西·丁内斯坦(DorothyDinnerstein)认为,只有破除西方的二元对立,才能结束对现行所有被贬低的人与事物的压迫(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就是女性与自然),这种破除应从解构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开始,使得女人/自然与男人/文化融为一体。这样的大融合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女性生态主义的合理发展,以免其落入另一种文化绝对主义及极端女权主义思想的囹圄。简言之,生态女性主义的落脚点不是彻底的破坏和抛弃,而是重建。西进运动是美国文化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一页。在这场浩浩荡荡地征服自然的征程中,人与自然、文明与荒野遭遇又一次最直接的对抗—“拓荒”就意味着征服,意味着将人类置于自然之上。然而,美国女作家薇拉·凯瑟(-)的拓荒系列小说,如《啊,拓荒者!》、《云雀之歌》、《我的安东尼亚》等却被认为是生态女性主义小说的典范。其中,《我的安东尼亚》被认为是作者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为什么具有“征服自然”意味的拓荒小说会被认为是生态主义文学的杰作?《我的安东尼亚》以什么样的方式和主题展示女性生态主义的内涵?薇拉·凯瑟在这部小说中阐释了怎样的生态思想?本文将从上述这些问题解读《我的安东尼亚》一书中的生态主义思想。

在小说开篇,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自然景象便跃然纸上,“整个牧草就是乡村,犹如水就是大海一样。牧草的那种红色使整个大草原呈现出酒斑或刚被冲上岸的某种海藻的颜色。而且动荡得厉害,仿佛整个乡村在奔跑”。自然是一切生命的开端,是万物的根源。在天然单纯的状态下,自然呈现出一种积极的生命状态。而身处其中的吉姆,仿佛可以感受到:“人就可以浮起来飘到苍天和太阳里去,像只在我们头上盘旋,影子在地上缓缓移动的黄褐色的老鹰一样。”①P14尽管这位叙述者只有十岁,但他仍从自然中体会到:“也许我们死后,变成了一个整体的一部分,不敢那整体是太阳还是空气,是善良还是知识,我们的感觉也像这样。总而言之,溶解在一个完整而伟大的东西里面;那就是幸福。”①P15生活在吉姆周围的人,如吉姆的祖母、祖父及他们的邻居无一不是将自然看做生活中最神圣最重要的一部分。吉姆去了大城市学习工作,可常常会想起旧日时光。故事的结尾处,生活在现代文明中的吉姆深感精神的困倦和疲惫,重新回到童年生活过的大草原,他感到一种“旧日土地的吸引力—那种来自田野的庄严魔力”,终于找到一种“回归自我的感觉”,甚至希望自己能“重新做一个小男孩,希望(自己)的道路就此终止”。自然给予人类的精神之力是无穷尽的,正如马尔库塞在《审美之维》中所说:“人类与自然的神秘联系,在现存的社会关系中,仍然是他的内在动力。”安东尼亚是将吉姆与自然联系在一起的重要角色。童年的吉姆亲近自然,自然是他与安东尼亚一切美好记忆的所在,而也是因为安东尼亚,吉姆急于摆脱小镇的一切,离开自然的怀抱,但也因为安东尼亚,成年的吉姆重新找到自我,在安东尼亚的孩子中间,“各种各样的兴趣又复活了”。在吉姆眼中,安东尼亚“是一个丰富的生命的矿藏,就如那太古民族的奠基人一般”。而安东尼亚的一切力量都来源于她与自然的关系。